2021年06月07日 08:48 來源：解放日報
編者按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更新已成為一個重要趨勢。在此過程中，如何發揮文化的引領作用是一重要課題。
日前，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第六期“水花雅集”青年學術沙龍，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其中，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陳云霞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出發，探討了城市更新。
在她看來，無論是城市更新，還是城市新區的建設，都不能脫離原生的文化生態。真正化作“人”生活一部分的空間才能走得更遠。
從歷史地理學角度
看中國城市化現狀與城市更新
當今世界城市發展存在兩種突出、對立的現象，也是中國城市發展所面臨的。一種是城市新區的大面積拓展，一種是以人口減少為特征的城市收縮。城市更新是面對城區建筑、人口、產業等衰敗而提出的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幾乎成為大部分中國城市正在經歷的一種普遍現象與共同話題。伴隨城市發展模式的改變，城市景觀也隨之變化。
以城市河流等自然景觀為例。具有燦爛古代文明的城市都是依傍一條大的河流發展起來的。伴隨城市化動力轉變，河流的灌溉、水源、運輸等功能退化，會形成新的社會功能，比如黃浦江、蘇州河兩岸步道的貫通、新江灣濕地觀鳥基地的形成。也就是說，伴隨城市發展模式的改變，相同的歷史地理要素產生了不同的歷史地理景觀。如果在城市化發展中，諸如河流等實體消失了，相應的自然、人文景觀也就隨之消亡。
人文景觀方面亦是如此。比如，我對浦東開發開放前后在上海的外地移民進行了一系列的訪談。訪談中，我發現，大部分受訪者承襲了近代以來上海外來居民一貫的習俗，就是按照籍貫聚集來從業和居住。
我所訪談的幾位從事建筑行業的工人在浦東開發開放之前都居住在浦西。而在浦東開發開放之后，他們很快就搬去了浦東。
在浦東，伴隨著城市的建設與發展，這些受訪者的工作地點和居所的分布又發生了變化，就是越來越往東遷移。最后，他們中的一部分已經離開了上海的中心城區。這當中反映的上海城市發展模式的變化與外來人口的分布、產業的分布變化，實際上就是一個密集型產業工人在空間上的退卻現象。
從空間上來說，城市空間彼此之間都是相互聯系和影響的，大的空間里嵌套有若干小的空間，其深層邏輯是一個個共生的次一級系統。
正如近代上海許多來自廣東的旅滬移民居住在虹口，他們當中的水木業工人在此建立了自己的魯班廟，周邊分布著很多相關的廣東籍商鋪。這些人信仰魯班，在城市空間上形成特殊的一景，甚至當時的武昌路的別稱是“廣東街”。
因此，從歷史地理學角度來看，城市是一個有機的系統。目前，中國城市化的現狀是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環節。于是，我們在展望未來的同時也應當知道，我們的城市在時間線條上應當是可溯源的、可持續的。同一空間中各文化景觀與社會要素之間也是相互聯系和共生的。這也是城市更新無法忽視的事實。但是，目前來說，中國的城市更新更注重物理空間和產業形式上的煥新，相對忽略了城市的歷史地理要素的相關性和連續性，而這一點正是任何一個階段城市前進的基礎。
自中國近代以來，上海是開啟了近代化的先驅城市。隨之而來的，是她的文化樣式、物質文明等都以不同形式擴散到了周邊的省份和地區。到上世紀90年代，上海設立浦東新區，對中國城市，尤其是對長江沿線和長三角的城市的發展模式影響很大。這些城市都緊跟步伐設立新區，一方面緩解了舊城衰退的經濟、土地壓力，另一方面，拓展了城市空間并帶動經濟發展。
但是，與上文所說的城市更新一樣，這些進程都帶來了一個問題：許多城市新區的建設基本上與老城區是脫節的，兩者之間在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上聯系較弱。
城市更新中
文化的角色與文化場域
“場域”是布爾迪厄創立的概念，指涉在整體社會中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小圈子。在高度分化的社會里，社會的整體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小世界構成的。這些社會小世界都是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的客觀關系的空間。
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產生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而在城市社會中，無論是古代、近代還是當前，都是如此。因此，當我們將這一概念引入城市研究，可以認為城市社會是由無數個小的社會關系網絡構成。如果將這一關系投射到城市空間上，就可以想象，一個城市社會中存在著各種不同的且相互關聯的社會空間。
文化場域既是城市空間本身，是城市空間產生的基礎，也是歷史地理生態，它決定著城市的性格。而這一場域的核心是“人”。
凡·高在1887年夏創作的關于巴黎的畫作《城墻、馬車與行人》（現藏于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館），展現了當時巴黎城墻周邊人群的活動場景，而圖中的城墻、建筑并不是重點。畫面中的人才是畫作的重心。城市中的個人往往很少被城市描繪者們重視，但恰恰是這些個體構成了城市的基調、場域和社會關系網絡。
這一現象在近代上海城市也是常見的。例如，在滬南日暉港，廣潮會館舉辦他們的鄉土神迎神儀式，其路線穿越幾乎東半面老城廂。類似的社會活動或生活儀式既影響了當時的城市空間，也構成了具有特色的文化場域。即使將這一架構放在今天的城市也并不過時。
事實上，城市需要更新的地區往往都是社會關系網絡和生活方式相對穩定、陳舊的區域，正因如此，這些區域所體現出來的場域才更加具有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而這些價值往往與曾經在此居住的人群的生活痕跡密不可分。如果城市更新簡單告別舊空間中的一切，過去那些存在過的社會關系網絡、生活方式及其攜帶的文化信息便走向消亡。
以一些經歷著更新進程的城市為例，其城市更新表現出空間神韻的消散。經過改造后的城市空間以高檔住宅和商用建筑為主，歷史風貌存在土崩瓦解、消失殆盡的可能性，急待更高層面的頂層設計。當然，老舊城區居民的生活方式落后，承載的文化民俗幾近丟失；由于傳統的城市布局，一些區域的居民仍然蝸居在十幾平方米的空間結構中，生活極其不便。但如果將其遷移，又帶來“鄉誼”的丟失和其所承載的傳統文化的逸散。如何在城市空間更新和基層社會關系組織、民俗文化存續之間達到平衡，是目前城市更新必須解決的發展和更新難題。
城市更新并不僅僅是建筑的修葺與重建，更不單單是產業要素的全新布局與調配。突破局部的空間范圍，將其放在整個城市乃至區域的發展目標中去看，或許能找到新的破題思路。
如何做到城市更新中的文化存續與創新
需要指出的是，在城市更新中保護文化并不意味著完全繼承傳統的形式，其實，完全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來激活既有的文化積淀，避免城市再次走向新一輪的同質化——
從周邊小鎮回味城市歷史。文化本身體現在社會生活、建筑、社區結構等多個方面。優勢的文化形式大都是以擴散的方式影響周邊地區。以傳統的江南城市文化為例，主流文化在城市出現，小鎮慢慢模仿，伴隨著一些城市傳統文化的消失，許多文化樣式只能在周邊小鎮地區才能看到。這些小鎮可以幫助我們想象一下過往大城市曾有的生活風貌。但是，伴隨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現在的小鎮產業形態也走向同質化，唯一不同的是，小鎮更多保留了原始居民。因此，能否將城市更新、文化場域保護與小鎮現代形態與未來可持續發展聯合起來規劃，非常重要。
盡量地保持城市路網和城市形態。那么，具體到上海老城廂，是一種什么情況？上海老城廂是目前上海中心城區保留下來的唯一的江南城市形態，在一些地名、路網和建筑上均有體現。
眾所周知，步入近代以后，“租界”的城市化在西方城市建設規劃理念下開展，當時位于“華界”的閘北也引入了商人、資本的力量，進行了近代的城市規劃。也就是說，老城廂對于整個上海城市來說，是獨一無二的。如果刨去老城廂不講，那么，我們能看到的城市形態大都是從開埠以后開始建設的。到一定時候，如果我們說上海在開埠以前不是小漁村，我們有特色的江南文化就無從談起了。因此，可以說，老城廂直接將我們城市的歷史記憶向前推。
老城廂里的江南文化場域不僅包括居民的生活空間，還包括路網、街巷、信仰、戲曲、老地名、地界碑、俚語，等等。這些要素體現著江南文化和近代上海移民文化的特質，蘊含著自由經商、崇尚自然、社會網絡多元等豐富的精神和邏輯。因此，在城市更新中避免大規模地拓寬馬路，是保護文化場域的一條重要路徑。
盡可能保留原有的居民社會網絡結構。城市更新以后的區域往往房價、地租上漲，原始居民外遷，這就造成原有社區網絡的消逝。如果城市更新帶來的人口外移不可避免，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想象一種塊狀遷移、部分保護原有的社會關系網絡的文化樣式？以上海老城廂為例，定期開展的評彈展演吸引了許多本地居民和外來游客，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上海文化的一個典型表征。但是，如果其表演者、欣賞者都因城市更新而分散，類似活動的開展也就失去了原汁原味的社交氛圍和文化氛圍，變成了一種純粹的表演活動。
更新后的城市區域要引入和構建新的文化場域。在近代城市規劃正式出現之前，很多城市的布局和建筑受到權力主體或者使用者的影響。如果設計者不是居住者，整個空間生產更多源于一種被動的、純產業驅動的架構，所形成的生態就很難扎下根來。因此，在城市更新后要想形成一定的文化場域和生態，必須注重空間中“人”的主體性和重要性。真正化作“人”生活的一部分的空間才能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