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6月21日 人民日報
6月的北京，鮮花盛開。我國首都將以包容開放的魅力迎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保護音像表演外交大會（以下簡稱“外交大會”）的召開。來自185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成員國和20多個國際組織的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國度近千名高級別代表與會，共商知識產權的大事、簽署國際公約。這是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承辦的最大的外交大會，對于展示中國文明進步形象，促進全球文化藝術繁榮，都有里程碑的意義。
一、保護音像表演外交大會的由來
人類創造性的勞動產生三種成果：技術發明創造的成果是專利，文化藝術創造的成果是版權，經營商業創造的成果是商標，通稱為知識產權。版權之中，又有復制權、傳播權、表演權等。這次外交大會解決的是演出、形象、動作等表演權保護問題。對于國人來說，音像表演權可能還是一個陌生的概念，但實際生活中大家誰也離不開聲像藝術。在表演領域，著作權法的保護范疇主要包括兩種類型的著作權：一是表演權，即著作權人依法享有的“公開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種手段公開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權利”；二是表演者權，即表演者（如歌手、演員等）依法享有的許可或禁止他人使用其在表演作品時的形象、動作、聲音等一系列表演權利，包括對其表演現場直播、錄制、制作音像制品發行，以及通過網絡進行傳播的權利。而此次外交大會擬締結的國際間《音像表演條約》就是關于表演者權利保護的國際公約。
2011年9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員國大會決定于2012年召開保護音像表演外交大會。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許多成員國表達了希望中國能夠承辦此次外交大會的意向，中國常駐日內瓦代表團支持此議，并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相關負責人進行了多次溝通。新聞出版總署（國家版權局）高度重視此事，多次商中國駐日內瓦代表團及外交部、財政部、知識產權局、工商總局、北京市政府等相關部門，一致認為中國具備承辦此次會議的條件。經國務院批準，中國政府于2011年11月30日正式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提出申辦外交大會的文書。同年12月1日，經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員國會議表決一致同意外交大會在文明古都北京召開。
二、外交大會在華舉辦的重要意義
在中國舉辦知識產權的外交大會，是中國文明進步形象的國際展示。它充分表明了中國政府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高度重視，中國版權保護事業取得的顯著成果正在被國際社會認可和贊賞。
一是有利于鼓勵創新、繁榮藝術，推動文化產業健康發展。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部署，要求加快發展文化產業，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締結世界性的《音像表演條約》，將進一步完善表演者保護體系，有利于提高我國表演者的積極性，激發表演者的創造熱情，創作更多更好的作品，豐富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繁榮文化市場，推動產業發展。同時，國際保障表演者權機制也有利于促進我國民間表演藝術走向國際，推動中國傳統文化“走出去”。
二是有利于增強我國在國際知識產權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由于我國經濟、文化和科技的整體發展水平還落后于發達國家，在國際知識產權領域影響力不大，尤其在制定國際知識產權新規則中缺乏一定的話語權，在國際多邊場合仍是“西強我弱”的局面。此次承辦外交大會，對于我國充分發揮發展中大國作用，以東道國身份對國際機構和條約議定做出貢獻，增強知識產權領域的國際話語權，提升自身影響力和軟實力，具有歷史意義。
三是有利于加強國際知識產權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在國際知識產權領域，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是當今最重要的兩個國際平臺。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多為發達國家制定、對發達國家常有利益傾斜不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近年來更加注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以及不發達國家之間的利益平衡，協調南北矛盾，希望與發展中國家加強合作，強調發展中國家應當是推進知識產權制度的受益者。我國政府于1980年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以來，一直與其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此次會議在華舉辦，對于我國進一步密切與各國知識產權界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關系，增進相互理解、廣泛交流和真誠合作都是難得機會。
四是有利于提高我國全球知識產權大國地位。外交大會是聯合國及其所屬機構簽訂國際條約的專門形式，是最重要的國際會議之一。在中國北京召開締結國際條約的外交大會，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體現了國際社會對我國知識產權大國地位及近年來知識產權工作取得成績的充分認同。會議期間，將有185個成員國和20多個國際組織派出的高級別代表團參加，世界各國參會代表將直接了解我知識產權工作的進步，這對于提升我國知識產權的國際地位，樹立我國保護知識產權的良好國際形象，減少國際社會對我的誤解和指責，爭取更廣泛的國際支持，改善我國對外貿易的環境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五是有利于提升北京市國際城市形象。如果此次外交大會進展順利，條約成功締結，《音像表演條約》按照慣例可以“北京公約”命名，與“新加坡條約”、“馬德里體系”、“伯爾尼聯盟”等知識產權體系齊名，這有利于樹立北京國際城市形象。
三、中國版權制度的建立和發展
中國是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東方大國。早在南宋時期的刻印本書上就出現了“不許復板”、“版權所有”等字樣。1910年，清王朝頒布了中國第一部著作權法《大清著作權律》，著作權保護首入法統。遺憾的是，這部法律和后來民國政府制定的《著作權法》一樣都是一紙空文，未能通行。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文化建設新高潮的到來，新中國的版權事業也開始探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一建立，就把著作權法的起草工作提上日程。1955年，成立了以新中國首任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為首的著作權法起草小組，著手制定著作權法。1957年，完成了《保障出版物著作權暫行規定（草案）》的起草工作，但是由于歷史原因一下擱置了24年。
1979年1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同志率領中國政府高級代表團訪問美國。中美就《中美高能物理協定》進行談判時，因為美方提出的版權問題而陷入僵局。中央領導意識到版權對外開放是一個大問題。1979年4月，一份關于起草版權法并申請加入國際版權公約的報告，送到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胡耀邦手里，胡耀邦同志批示：“同意報告，請你們趕快動手，組織班子，草擬版權法”。中國《著作權法》起草工作由此重新啟動。
經過10年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難，《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于1990年由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并于1991年6月1日正式施行。隨后，為了適應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需要，又進行修訂，到2001年10月著作權法修正案通過。這期間國務院頒布了一批配套的行政法規，如1990年的《著作權法實施條例》、1991年的《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1992年的《實施國際著作權條約的規定》、2004年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2006年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2010年的《廣播電臺電視臺錄音制品支付報酬暫行辦法》等，形成了既符合國際公約又具有中國特色的著作權法律體系�？梢哉f，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用30年時間重建了現代版權保護制度。正如前任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鮑格胥評價說，“在知識產權史上，中國完成所有這一切的速度是獨一無二的”。我們用30年走完了西方國家走了300年的路。
《著作權法》頒布實施20多年來，在促進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和科技進步方面的作用越來越明顯。
2008年6月國務院頒布《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把知識產權保護提升為國家戰略。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十七屆六中全會特別強調“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依法懲處侵權行為，維護著作權人合法權益”。正是黨和國家這些重大決策，推動版權制度完善和版權事業的發展。其標志是：
（一）建立了一整套既符合中國國情又與國際規則相適應的版權法律體系。1990年以來，我國先后加入了《伯爾尼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公約》、《世界版權公約》、《保護錄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經許可復制錄音制品公約》、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CT）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WPPT）等重要國際公約。世界知識產權各公約所倡導的非歧視、透明度、公平競爭等基本原則已融入中國版權法律法規和有關制度中。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全面履行承諾，在清理修訂中完善法律法規。版權法規已能夠滿足國際條約要求，較為完備的中國特色版權法律體系基本形成。
（二）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版權行政和司法保護體制。版權行政執法與刑事執法并存的工作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項版權保護工作制度。一方面，我國建立了版權司法保護體系，中央、省和地市均有專門的知識產權審判庭，在部分經濟發達地區延伸至基層法院，形成比較有效的知識產權審判體系，各地法院受理和審結的知識產權案件中60%以上是版權案件，有力地打擊了各類侵權盜版行為。另一方面，國家重視發揮行政保護作用。近5年來，各級版權行政管理部門行政處罰盜版案件4.9萬多起，收繳侵權盜版復制品3.17億件。2010年10月以來，國務院在全國深入開展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多項行動，不斷加大打擊侵權盜版力度，強化了版權行政執法作用。此外，我國運用行政力量推進政府機關和企業使用正版軟件工作也取得積極成效。
（三）構建版權公共服務和社會服務的平臺。經過十幾年的精心培養和大力推動，我們已經形成四大服務平臺，為著作權人和人民大眾服務。一是政府主導的版權登記、代理和軟件注冊服務平臺。二是由版權協會、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版權保護中心等構成的中國版權社會服務平臺。三是版權質押、版權交易、版權示范基地等支撐的市場平臺。四是版權技術服務平臺。
（四）形成了全民開展版權宣傳教育的制度。以“4•26世界知識產權日”和重大版權事件為契機，以多種媒體為渠道，通過公益廣告、知識競賽、巡回演講以及報告會、研討會等形式全面開展版權知識宣傳普及活動，在大、中、小學校里，普及版權知識，在全社會營造了尊重知識、崇尚創新、尊重版權的良好社會氛圍。全社會版權意識明顯提高。
（五）完善了版權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機制。中國政府一貫重視并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版權合作與交流。自1980年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以來，建立了以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合組織等合作交流為主的多邊合作關系，大力發展和積極完善中美、中歐、中澳、中日、中韓、中秘等雙邊版權交流、對話機制。
四、以外交大會為契機開創版權事業新局面
開創版權事業新局面對于促進文化繁榮、發展文化產業、創造更多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都極為重要。
（一）開創版權事業新局面要抓住機遇。從國際局勢看，版權地位在上升。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統計，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總值中核心版權產業所占份額都約占6％左右，全部版權產業約占10%以上。據該組織公布，2006年我國版權產業貢獻率已達6.4%，是推動經濟和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力量。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產業結構調整成為國際大趨勢。而知識經濟在全球范圍內所呈現出的蓬勃生命力，正在吸引各國的注意力，發展版權產業成了主攻方向，這正是版權事業發展的契機。
從國內發展形勢看，版權事業前景光明。十七屆六中全會為版權事業發展指明了方向，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條件。黨和政府堅定不移地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在著力建設創新型國家進程中，知識產權已經成為發展的核心要素。這對新時期版權事業提供了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
（二）開創版權事業新局面要正視三大問題。一是國際競爭的版權壓力加大。版權產業已成為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中利潤最大、增長最快、活力最旺的支柱產業。因此，很多國家將版權產業視為核心經濟利益加以重點保護，國際版權爭端、糾紛、案件越來越妨礙我國的經貿文化合作，有的國家甚至把版權作為遏制我國發展的武器，經常施壓。中國版權保護的國際壓力越來越大。
二是傳播技術的變革帶來新的挑戰。如何保護新媒體、數字化條件下的文化、藝術、科學版權，成為全球性的難題。我們必須正視技術進步帶來的版權保護倒退的問題，從法律、技術、工作層面上解決這個難題。
三是版權保護執行力亟待加強。我國版權保護體制不順、力量不足的問題還很突出；版權實際保護能力和現狀與著作權人及國際社會對版權保護的要求還不相適應；版權相關產業中版權價值被低估，智力勞動體現不充分等等。這些問題亟待抓緊解決。
（三）開創版權事業新局面要抓好六項重點工作。
要進一步健全中國特色版權法律體系。近幾年兩會期間，修改《著作權法》成為很多代表、委員熱點議題。為此，政府已啟動全面修訂《著作權法》的工作，修改文本已第一次面向社會征求意見。要抓緊對《著作權法》及與此相配套的條例、規章進行修訂，使我國版權法律體系更加完善。
要進一步加強版權行政體系建設。要切實加強版權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體系建設，橫向要理順關系、明確定位；縱向要落實責任，加強力量。政府支持各地建立符合實際需要的版權監管平臺，為版權行政執法提供硬件支持和技術保障，提高行政管理水平。
要進一步依法懲處侵權盜版行為。堅持不懈地開展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工作，把集中整治和建立長效機制結合起來，每年都要組織幾次全國性專項行動，著力解決重點地區、重點領域存在的侵權盜版問題。
要進一步加快版權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大力推進作品登記、著作權合同登記備案和版權質押登記等工作，創新版權公共服務形式，擴充項目，提高水平，促進版權成果的廣泛運用。
要進一步加快版權產業的培育和發展。要以強有力的政策培育版權相關產業，要積極發展版權評估、交易、質押、投資中介，培育綜合性版權要素市場，促進版權產業大發展。要加快版權產業示范基地建設，集中人才、技術、資金、政策等，發展優勢版權產業，造就知識經濟增長極。
要進一步加強版權國際交流合作。開創版權事業新局面，必須大力推動國際多雙邊對話協商和交流合作，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突出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合組織等國際組織，以及與世界各國政府的交流與合作。為中國版權走向世界創造外部條件。
信息時代的知識產權是關系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重要戰略問題。我們必須站在維護國家利益和人類文明進步事業的高度審視版權工作，切實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積極穩妥地處理和應對國內國際版權事務，大力發展版權產業，開創版權事業新局面。
（柳斌杰 新聞出版總署署長、國家版權局局長）